3月19日晚，本学期第九场“云端锦江”系列学术讲座通过Zoom平台举行。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韦路教授应邀作题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社会信任”的线上讲座，我院张放教授任讲座主持人。

本次讲座，韦路教授以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介绍了他主持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社会信任”这一研究课题的初步发现和成果，并对重建社会信任体系提出了相关对策性建议。

研究背景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讲座伊始，韦路教授梳理和回顾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时间线与一系列标志性事件，指出，地方政府在疫情发生初期的应对和举措还存在值得反思的问题。韦教授说：“在疫情期间，中国社会总体大局是正向且稳定的，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这场防疫阻击战正在取得积极成效。”

随后，韦路教授引出了“信息疫情”（Infodemic）这一概念。他说，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真正的社交“信息疫情”。所谓“信息疫情”，即各种繁杂的信息传播速度远比病毒快得多，普通人处于信息过载、真假难辨的状态，全球公众面临前所未有的焦虑和不安。

研究问题与具体操作

在讲座的第二部分，韦路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该课题的研究问题、研究数据和变量测量的大致情况。研究问题主要包括疫情期间公众的信任状况如何、不同维度的信任存在哪些差异、不同地区的信任水平有何不同、公众信任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如何理解公众信任的形成机制以及疫情之下如何提升社会信任六个问题。

韦教授介绍道，本次调查通过问卷星样本服务回收了有效样本1600份，除港澳台地区外，涵盖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受访者性别比例均衡，年龄横跨各个层级，学历包括从小学到博士的各个层次，以大学本科为主（68.9%）。此外，他还详细解释了本次研究中测量的核心变量，比如媒介使用、人际传播、信息来源、主客观知识、社会情绪等，其中社会信任、人际信任、科学家信任、医疗机构信任、网络信息信任、地方政府信任、中央政府信任这七种类型的信任是本次研究中关于信任的核心变量。

研究发现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韦路教授重点介绍了以下几个研究发现。

在社会信任方面，韦路教授将此次的调查数据与2015年社会信任水平进行了对比，发现疫情期间公众总体社会信任水平较低，但同时，韦路教授也指出，遇到这么大的疫情，社会信任水平有一定程度的下降是意料之中的。

在人际信任方面，疫情期间公众总体人际信任水平尚可，西部地区人际信任水平较高，东部相对来讲比较低，特别是湖北及其周边地区。韦路教授解释道，一方面湖北及周边地区疫情最为严重，导致公众恐慌情绪加重；另一方面，东部社会竞争较为激烈，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程度相比西部而言较低。

在科学家信任方面，公众普遍比较信任抗疫一线的科学家，甚至超过亲友。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分析结果显示，调查对象对于“科学家将人民置于首位”这一维度的信任水平不太高。韦路教授认为，也许是疫情早期有关科学家论文发表的争议影响了大家对科学家这一信任维度的评价。

在医疗机构信任方面，研究发现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水平不高，“重疫区”尤为严重。韦路教授认为，从1月底开始，各地陆续派出医疗队驰援湖北极为必要，为缓解湖北医疗资源短缺，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生命和健康安全发挥了关键作用。海南、天津、黑龙江等省离疫情中心较远，确诊病例较少，医疗机构压力较小，能够为本地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因此公众对医疗机构的信任水平相对较高。

在网络信息信任方面，此次疫情中，公众认为网络疫情信息基本准确可信，但非政府机构信源会削弱网络信息可信度。在测量的几个维度中，调查对象对于“网络信息是否完整”的评价最低。韦路教授指出，这体现出目前网络中疫情相关信息呈现出的问题：碎片化、片面化、有偏见的信息会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加剧“信息疫情”，引发人们更多的负面情绪。

在地方政府信任方面，公众对地方有关部门防控疫情的能力比较有信心，认为在应对新冠肺炎危机中，地方有关部门的表现是值得信任的，但是对于能否公开透明地提供疫情信息、能否保证公平公正、是否会考虑百姓的利益诉求等维度的评价则相对较低。总体上来说，公众比较信任地方政府，而湖北在全国最低。

在中央政府信任方面，包括湖北在内的公众普遍非常信任中央政府。全国的测量均值达到了五级量表中的4.38，接近非常信任。各地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比较均衡，虽然湖北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在全国最低，但对中央政府则表现出高度信任，得分为4.35，与非湖北地区没有显著差异。

随后，韦路教授对7种类型的信任进行了横向比较，发现其中最高的是中央政府信任，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信任在此次疫情当中得分最低。此外，韦路教授还为大家简单介绍了疫情期间的信任机制，其起点是信息传播，包括人际传播和媒体传播，它们通过影响不同机构、群体、网络信息的信任水平，进而影响对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信任。除了科学家信任、医疗机构信任和网络信息信任的中介效应以外，人际传播和媒体传播也会直接影响人们对于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信任水平，这些信任之间也互相关联。

对策性建议

针对研究发现，韦路教授重点提出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建议，为疫情危机下的社会信任体系构建提供决策参考。首先是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升医疗机构信任水平。韦路教授认为，应该大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以解决医疗资源分布不平衡的问题；要健全非公医疗机构的组织管理体系，促进形成公立医院和非公立医院互补的科学健康服务格局；此外，还要加强医护人员队伍建设，加快建构“互联网+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打造远程医疗平台。

其次，完善科学防控机制，优化疫情应急体系。韦路教授提出，应充分尊重疾控专业人员和机构的处置意见，赋予疾控中心适当的行政职权，使其转变为科研应急并重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中心。建议将卫健委下属的疾控中心和其他应急职责并入应急管理部，最大发挥应急管理部的优势。

再次，推进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加速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韦路教授认为，加强重心下移、社区资源集中，推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创新是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应因地制宜地制作或修订社区工作者管理办法，把对社区工作者的重视，特别是激励机制，用制度化的形式确立下来。

最后，建构科学公卫传播体系，创造良好公卫舆论环境。韦路教授强调，要建构深度融合的公共卫生传播体系，推进主体、渠道、内容、机制等的融合。同时，需要改善医护人员宣传报道方式，坚持正面报道、避免夸张拔高，加强医学科普、促进沟通交流等措施也不应忽视。

图1：同学的笔记截图

韦路教授总结说：“社会信任是人类依存关系中一种重要的规范性力量，是不可缺少的社会资本，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营造清朗有序的信息传播环境，对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下的社会信任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我院部分同学的讲座心得——

2018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鲁同学：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怀疑、恐慌等负面情绪成为了除病毒之外笼罩着人们的另一层阴霾。大多数人对事态的了解都不是通过亲眼直击和亲闻，而是来源于他人、新闻报道、自媒体等。因此，信息传播对于疫情期间的社会信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讲座中，韦路教授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考察了媒体使用、地理位置等因素和社会信任、人际信任、政府信任等心理状态之间的相关关系和影响模式，不仅展现了规范的量化研究实践，也让我们得以以更加客观、深刻的视角反思公共卫生事件下应该怎样提升社会向心力，怎样用更高的效率、更低的代价共度难关。

2019级编辑出版学专业硕士生杜同学：

新冠肺炎疫情可以说是当前人们最关注的话题。在此背景下，韦路教授用问卷的方式从不同维度对公众的社会信任做了调查与分析，提出了自己的研究发现，并对重建社会信任提出了对策性建议。韦教授用可视化的方式向我们直观地展现了不同维度不同地区的社会信任，有助于我今后用理性的态度看待疫情中发生的事件。

2019级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生郭同学：

今晚韦路老师的讲座干货满满，从疫情期间的社会信任角度给我们分享了相关研究。特别是“信息疫情“（Infodemic）这个概念的提出和阐释，也为我们从社会角度结合新闻传播专业知识开拓了新思路。韦教授介绍量化研究很细致，从研究问题到问卷的设计和最后的结果分析，还有相关措施与建议的提出，让我对量化研究的选题和具体的知识应用都有所思考。虽然挤进讲座直播间的竞争很是激烈，但却收获满满!

2019级新闻学专业硕士生王同学：

通过韦路老师的讲座，我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媒体角色有了进一步思考。从社会信任的角度出发，不同层次、不同性质的媒体应在追求真实的同时给予社会暖心力量——公众需要客观事实，但也需要心理支撑。从本次疫情的报道中也可看出，微观个人叙事在宏大叙事中大放光彩，秉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深度报道与包含着情绪传播的新闻消息共同回应社会关切，冷静的反思与暖心的感动都在互相作用。我们呼吁真相，但也需要在共情与相互信任下共同前行。韦路教授的研究成果或许为我们反思媒体角色提供了一个好视角，它能促进我们对这些“正在发生的历史”深入思考并与现实不断对话。

主讲人简介

图2：韦路教授

韦路，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新媒体传播、国际传播、政治传播等。

采写：蒲可意、曾楚涵、曾琦

编辑：曾琦

责编：操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