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7日19时30分，“云端锦江”系列学术前沿讲座第二十一场通过腾讯会议顺利举行。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博士生导师彭玉平教授应邀作“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到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的主题讲座，我院丁淑梅教授任主持人，院内外280余名师生在线聆听。
学术大师王国维的自杀一直是近代学术史研究的一桩“公案”，历来有“殉清说”、“殉文化说”等许多争论。然而自史学名家陈寅恪在悼念王国维的系列诗文中提出“清末民国的文化剧变”与“文化所化之人”等观念之后，再加上其所作《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的广泛传播，“殉文化说”渐成主流。根据自己对王国维及其著作多年的研究，彭玉平教授指出“殉清”与“殉文化”并非截然两分，非此即彼。相反，两者的关联十分密切。
彭玉平教授凭借扎实的文献考索之功、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将陈寅恪悼念王国维的“挽联—挽诗—挽词并序”串联在一起，整理出“殉文化”最初自“殉清说”中产生，并逐渐脱离，最终独立成说的完整路径。同时，他将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所持的文化观投射其中，呈现了思想研究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彭玉平教授指出，挖掘陈寅恪提出“殉文化说”时的思想转变的过程，认识到“殉文化说”与“殉清说”的关联性，不仅对于研究王国维具有重要价值，对近代学术史研究更是意义深远。
线上讲座实况
挽联并序之创作与传播
讲座一开始，彭玉平教授简单介绍了多年研究王国维所做的工作，还分享了自己访王国维故居、与王国维后人合影留念的照片。随后，彭玉平教授借新冠肺炎疫情居家读书期间，自己就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所作的一篇疏证弁言，开启了讲座的主题分享。
彭玉平教授先用“知名度很大，透明度不高”评价了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所作的挽联、挽诗、挽词并序等一系列文章，这也正与近代学人研究中对陈寅恪“心思深沉曲折，幽微难测”的个性概括相符合。彭玉平教授认为，陈氏行文作诗“文脉曲折多端”、“掌故络绎奔会”，这一特点在悼念王国维的系列诗文中尤为突出。
在作品的创作上，彭玉平教授指出，挽联中的“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纍臣”等用词有明显的“殉清”指向，再加上清华大学档案馆所藏挽联手札上陈寅恪本人对“剩水”、“残山”（“剩水”指颐和园的昆明湖，“残山”指万寿山，这两处地址在清帝逊位的优待条令中被划为满清宫禁）的圈注，可见陈寅恪作挽联时是持“殉清说”的，而“殉文化说”却在挽联中难觅踪迹。“殉清说”在当时得到了许多著名学者的认可，更是得到了王国维的儿女亲家、与其同为“甲骨四堂”罗振玉的赞赏，称其为“哀挽诸作之冠”，且罗振玉一直是“殉清说”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宣传者。彭玉平教授总结道：“可见‘殉清’一说在当时近似于一种集体认同。”
等到陈寅恪创作挽诗之时，诗中虽然仍蕴含很明确的“殉清”意向，如“越甲未应公独耻”指涉冯玉祥驱逐溥仪出紫禁城，王国维、罗振玉等一批友人相约自尽的旧事，以及“大清干净水”与“哭灵均”（灵均指屈原）的用典，但彭玉平教授提醒大家注意，诗中同时出现了“神州文化系一人”等用语，可见“殉文化说”自陈寅恪作挽诗之时就开始浮现出来了。最后到挽词并序中，挽词一篇虽仍承接挽诗“殉清”之意，但在小序中“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则旗帜鲜明地提出“殉文化说”，指出王国维“为文化殉道”的必然性。彭玉平教授强调，通过这一系列诗文的创作回溯，我们可以看出“殉文化”的意向有一个从“殉清说”中产生、浮现、最后独立成说的过程。
关于陈寅恪之“恪”字读音的讲解
“殉清”与“殉文化”中的区隔及联系
彭玉平教授认为，人物研究不能仅是“就作品谈作品”，更重要的是要将其放到整个学术史的研究脉络中，做到知人论世。在对陈寅恪悼念王国维所作的诗文考证中，彭玉平教授遵循了学术史的研究要义，在考察陈寅恪在创作中提出“殉文化说”的过程后，他进一步跳出文本，通过对陈寅恪在杂志上公开发表的文章，与友人的书信，朋友和学生所写的日记、回忆录等文字材料的整理，将陈寅恪的交际圈纳入对其创作思想的研究中。彭玉平教授指出，从最初的挽联到挽诗，再到后来的挽词并序，前后经历了一个复杂的传播过程，考察其中被忽略的一些细节，对研究从“殉清说”到“殉文化说”的过程中陈寅恪前后思想的转变非常重要。
随后，彭玉平教授从创作时间和影响（知名度）两个维度分析了这一系列诗文的传播过程。时间上，挽联最早。关于挽诗的创作时间，陈寅恪好友吴宓在日记中记有“城中为王静安先生开吊……陈寅恪做王观堂先生挽诗”，时间标注为六月十六日（1927年）。因此，彭玉平教授推测陈寅恪创作挽诗的时间不会超过这一时间。而在挽联与挽诗之间，他引述了一条关键材料——陈寅恪在同年的6月14日与友人的一次谈话中提到“凡一国文化衰亡之时，高明之士自视为此文化之寄托者，辄痛苦非常，每先以此身殉文化，如王静安先生，是其显著之例”。彭玉平教授进一步指出，殉文化的思想在挽诗之前，挽联之后就已埋于陈寅恪心中。同时，他还提醒大家注意此时的“殉文化”所指称的“一国文化”与后来创作小序时提到的“其所殉之道，与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所喻指的“文化”之间的差异。彭玉平教授对比二者，揭示了“文化”从“殉清”的国家意向中滋生，逐渐脱离，最终成为独立“文化精神”的过程。
从知名度上看，陈寅恪所作的挽词并序及之后在王国维去世两周年所做的纪念碑铭的知名度最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句更是被大众所熟知。彭玉平教授认为，因为陈寅恪先后创作的这一系列诗文在知名度上的差异，在结果上导致了“殉文化说”与“殉清说”相互分离。甚至陈寅恪本人在纪念碑铭中也明确写道“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可见文化完全从“清朝”这一载体上剥离出来，成为了独立的“文化精神”。彭玉平教授希望借这次考证分析，再现陈寅恪思想转变的心路历程，让人们对此有更辩证的、客观的认识。
同学笔记
挽词并序与《殷周制度论》之思想共鸣
讲座的最后，彭玉平教授强调，陈寅恪这种注重抽象“内质”的文化观在王国维的思想体系中可以找到共鸣。通过对陈寅恪的学术思想研究可以发现，陈寅恪本人极为重视“文化脉络的传承与相继”，他关注中华文化的“内质”，认为这是“神州文化所系之处”、“千年传承相继”的根本，这与王国维对文化在时间维度上的“延续观”有很多相同之处。王国维在其著作《殷周制度论》认为，中国文化最剧烈的变革就在于殷周之际，周王朝奠定了传统文化“道德说”，即“三纲六纪”的道德秩序，而“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三代指夏商周）。彭玉平教授认为，民国初年的变革对王国维来说正是“连续”中的第二次“文化剧变”，这在王国维遗书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一语相契合。对此，彭玉平教授总结道，关注中国文化的内质、核心与“三纲六纪”的关系，以及其与封建制度的关系，是王国维与陈寅恪思想中的相通之处，也是辩证理解“殉清说”与“殉文化说”关联性的脉络所在。
讲座结束后，在线师生和彭玉平教授就讲座内容交流了自身的思考与感受，不少同学表示，彭玉平教授细致的考证、严密的逻辑让我们对学术研究有了新的深度理解。此次讲座还有不少知名学者参与，如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李昌集教授也和同学们一起就相关问题与彭玉平教授进行了对话和互动，主持人丁淑梅教授也与大家分享了讲座感受。她说，彭玉平教授的讲座是他推进王国维研究的新成果，他以扎实的文本细读和严密的文献疏证，抽丝剥茧地推导问题，让我们获益匪浅，他所指出的不能“一脚踩空学术史”的谆谆之语也对我们做研究具有很大启示。
主讲人简介：
彭玉平，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
采写：李彪
图片整理：李丹阳
编辑：刘雨凡、诸葛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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